烟草重金属严重超标事件介绍
会议发布的一项中国与其他国家烟草的对比研究表明：中国产的13个牌子卷烟检测出含有重金属。烟草中含有的铅、砷和镉等重金属成分，其含量与加拿大产香烟相比，最高超出三倍以上。研究人员选用加拿大香烟与中国香烟对比，是因为加拿大法律规定烟草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检测烟草中的金属含量，加拿大卫生部近期披露了相关数据。
烟草中含有让人致死的成份
项目的研究者纽约州罗斯维尔·帕克癌症研究所的理查·奥康纳指出，烟民和非烟民都有权利知道卷烟中究竟含有什么样的成分。烟草中含有让人致死的成份，迫切需要对卷烟产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并严格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框架控制公约》。
我国目前吸烟人数达3.5亿
据卫生部发布的信息，我国目前吸烟人数达3.5亿，其中青少年吸烟人数高达5000万。三次全国吸烟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吸烟率上升，烟民趋于低龄化，与1984年比，2002年开始吸烟的年龄提前4~5岁。
土壤中含有铅、镉这些物质
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杰弗里·方说，香烟中的重金属可能来自受污染的土壤。烟草和其他植物一样吸收了土壤中的矿物质，如果土壤中含有铅、镉这些物质，在这种土壤上面生长的烟草也会含有这些物质。
香烟的重金属含量
项目的研究者纽约州罗斯维尔·帕克癌症研究所的理查·奥康纳指出，烟草中含有让人致死的成分，迫切需要对卷烟产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我们仅检验一支香烟的重金属含量，但事实上烟民会反复接触。他们不只抽一支烟，因为烟瘾的关系，他们可能多年来每天都抽20支烟左右。”
中国人对烟草危害知之甚少
加拿大研究者
中国部分地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可能比较高
国家烟草专卖局科教司副司长金忠理表示，目前国家还没有对整支烟出台重金属市场准入标准，只在原料上有限制，如对卷烟纸的重金属含量规定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目前国外也没有相关的整支烟的重金属标准。此外，由于各地土壤不同，不仅是烟草，粮食和蔬菜中的重金属含量也各不相同。中国部分地区土壤重金属含量可能比较高，所以生产出来的烟草的重金属含量相应的也要高。
惊人危害
镉：导致高血压，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破坏骨骼和肝肾，并引起肾衰竭。
铅：重金属污染中毒性较大的一种，一旦进入人体将很难排除。能直接伤害人脑细胞，可造成先天智力低下。
砷：是砒霜的成分之一，剧毒，会致人迅速死亡。长期接触少量，会导致慢性中毒、致癌。
长期以来，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烟草的许多相关指标都是严重超标的。比如，吸烟人数和吸烟率严重超标、焦油含量的超标，保持多项“世界第一”：烟叶种植面积第一、收购量第一，卷烟产量第一……
“控烟”努力的长期不达标
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现实是，“控烟”努力的长期不达标。在这种背景下，“部分烟草重金属超标”当然不足为奇。“烟草重金属超标”只是表象，垄断和垄断既得利益的超标以及背后相应的公共管理（控烟）品质的不达标，才是事情的本质。
改革烟草财政才是真正的禁烟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这已经在科学上得到证实，但由于种种原因，禁烟并未能成为全民共识，香烟依旧是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早在卫生部禁烟之前，不少地方已经在公共场所和部分办公区域禁烟，如杭州和上海在今年3月1日开始，就已经在不少工作场所和所有的公共场所禁烟。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在这些场所吸烟已被法律禁止，但是这些场所的抽烟现象并未大幅度减少。
为什么工作场所禁烟会如此之难？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执行难。虽然各地的禁烟条例都确定了违反该条例的法律责任，如《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由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十元以上两百元以下罚款。”但是由于执法人员缺乏，且举证难度颇大，导致了绝大多数违反该条例的吸烟者并未得到处罚。
其次是习俗的惯性。在习俗上，香烟已经成为不少场合必不可缺的物品。在婚宴上如果新人不给来宾递送香烟，则会被认为是失礼；“烟酒不分家”的消费习惯，使得礼品市场上从不缺乏高档烟，那些原本是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高档烟俨然已经成为身份的象征。正是在习俗的作用下，中国的烟草消费市场成为内需最为旺盛的市场之一，2006年的数据表明，全球11亿吸烟者中我国约有3.5亿，同时我国年产卷烟3700万箱。
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不少地方的控烟努力都遭遇了曲折。如《广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审议稿)》提交广州市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时，就被以“不符合广州实际”为由，删除了“办公室、会议室、礼堂等工作场所禁烟”的规定。直至被媒体知悉并广为传播之后，《条例》三审时才增加了工作场所为禁烟区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2011年起在内地几乎所有场所禁烟能否取得成效，可能还要打一个问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禁烟运动除了以上两个难题之外，还存在一个更为根本性的体制顽疾：当以卫生部为主导的政府机构为禁烟而努力工作时，还有政府机构以提高烟草消费量为己任。
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当卫生部在为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而不懈努力时，国家烟草专卖局却在为扩大烟草销售量而冲刺。据
政企合一决定了国家和地方各级烟草专卖局最大的任务就是发展烟草工业，它们所关注的中心永远是烟草消费额和相关税收的增加。而在一个以内需消费为主的市场上，越是强大的烟草工业越可能会对该国的公共卫生造成损害。最后的结果是，通过烟草工业而获得的巨额税收，最后要以个人和政府巨额的医疗支出而显示出来。
世界卫生组织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控烟要通过“减少烟草需求的价格和税收措施”和“减少烟草需求的非价格措施”来实现，也就是从供需双方来控制禁烟。但是反观我国，禁烟往往是从控制需方入手，导致最后执行成本很高，而禁烟也最终难以落实。而国外的经验表明，如果禁烟能够从供方入手，各地不依赖于烟草财政，那么这个局面将可能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卫生部的禁烟举措只是一个治标之举，更深层次的问题还需要根除烟草财政。唯有此，禁烟才可能顺利
